编者按：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将会往什么方向变化？中国金融重构的力量是什么？中国金融的出路在哪？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在8月1日的“2019年广州金融行业形势分析会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中广州金融发展定位与服务实体经济理论务虚会”就中国金融的未来方向、中国金融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解读，以下为演讲实录。

要点汇总

1.回望过去40年，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因为思想的解放、理念的革命。

2.在金融方面，广州面临两个城市的挑战，一是深圳，二是香港，这两个城市的金融市场化力量、国际化影响都比广州强。

3.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的基础性力量，推动中国金融完成从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的转型。

4.中国金融的未来在于科技重构而非金融机构上。

5.中国金融的出路，一是市场脱媒，二是科技重构。

6.中国金融开放，独特性地考虑了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但资本自由流动仍需进一步实现。

7.中美贸易战正变成科技战、金融战。劳动力、人口红利、资源耗竭都不是锚，科技引领经济，我国在各个领域都有华为型企业，以高科技为锚，人民币的对锚，坚实人民币长期信用基础。

一个国家的发展最根本是要有世界一流大学

吴晓求：我看今天会议的来宾，来自于广州地区大学的教师、教授比较多，这是我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重要原因。我觉得，一个区域、一个地方的发展，大学的作用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的发展最根本是要有世界一流大学。很多人意识不到这样的重要性，严重低估了大学的价值。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最强大的引擎来自于大学。这是我来参加这个论坛很重要的原因。广东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包括中山大学、华南理工、暨南大学，还有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金融学院等。在广州能聚集这些大学非常重要。

刚才我说了，我来这儿主要是支持广州地区大学的发展，我希望广州地区的大学能出一批真正的思想者。中国什么都不缺，但缺思想者，缺勇于探索、积极进取、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一个国家的发展，最后的动力来自于思想的创新，来自于自由的探索和独立的精神，而这些正是大学的基本元素。实际上，如果大学的学者都具备了这些元素，那么这所大学非常了不起，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引擎。

我们看到，美国百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可以归结为很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美国有非常多的全球一流大学，在那里没有思想的禁区。思想一旦没有禁区，没有禁锢，就会有无穷的创造力，就会有探知未来的力量，就会提出很多非常新颖独特的观点。这些新颖独特而自由的思想就会推动科学进步、技术革命、制度创新，而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力量。经济长周期的出现，源于科学技术，源于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没有科学技术的重大创新而引发的产业变革，经济只能周而复始地重复循环，难以前行。

我是非常强调独立思想的作用。中华民族、中国的发展需要强大的思想作支撑。回望过去40年，中国为什么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革命。小平同志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打碎了禁锢中国人多少年来的思想束缚和精神枷锁。70年代末、整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们多大的热情，创造了多少辉煌。深圳的成功首先来自于思想解放、观念革命，来自于一种无所畏惧的探索。我觉得广州地区的这些大学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和精神。世界著名的大学，也包括中国著名的大学，都有一个特质，就是思想的活跃和环境的包容。人文社科的著名学者，都在不断地思考新问题，研究探索问题的起源，同时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善于把握未来的趋势。

现在讲讲金融问题。我一进会场发现这个论坛的标题冗长，不简洁。标题太长、啰嗦。我觉得论坛名要简洁明了，让人会有深刻的烙印，还要连续不断地办下去，论坛办两三届就没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直要办下去，论坛名称要明快，这非常重要。我建议就叫广州金融论坛，叫南中国金融论坛有点大了，广州金融论坛比较恰当，既可以讲改革也可以讲发展。广州金融论坛有丰富的内涵。

不同时期论坛可以有不同主题。实际上大学的学者、教授是希望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和政府机关公务员讨论问题时可能不太一样。争论和相互探讨是经常的。学者之间的讨论不应有权威。我希望广州金融论坛首先要成为学者之间思想碰撞和交流平台。学术的碰撞，有利于推动学科发展，推动思想进步。当然，我更喜欢思想碰撞和进步能够对现实产生重要影响，能够让实际部门去了解不同的看法，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思路和观点。把这些观点转变成政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是这个意思。

但前提是这个区域的理论研究要走在前沿，理论研究不在前沿，出台的政策也很难有效。我不相信落后的理论研究能提出好的政策建议。为什么要强调理论研究在先？是因为要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在座的大学教授、学者很多，学者的使命就是探索真理、探索未来，但同时他也有一个任务就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只是在象牙塔里自我欣赏，那不是真正的学者。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是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需要了解人民的诉求。资政于社会并不容易，专家学者把握理论线索是重要的，要把握未来之趋势。我参加过很多咨询会，也收到一些要求去参加政策咨询的邀请函，有政府的，也有企业的，我一般都会拒绝，因为我没有能力提供让他们能用的政策建议，但是，如果让我讲一讲金融的问题、金融的一些规律，或者说评价已出台的政策是否符合内在规律，我可能还行。我经常会对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是我发现这些政策背离了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有些政策要么望文生义，要么就是急功近利，而且急功近利表现的淋漓尽致。有时候中央提出的要求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但有些监管部门试图一天两天就要有明显效果，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希望广东省、广州地区的大学学者要做好理论研究，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做教授不要太庸俗，不要太功利，不要总是想提出一个新观点就想得到领导的赏识，其实这样的研究是得不到赏识的，因为你的研究都浮在表面上，没有理论研究，没有深刻国际背景的基础研究，你想咨询领导，那是在误导领导。所以，作为大学教师、教授，还是要胸怀大志，还是要把心思放在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上，把理论研究做好了就有信心了。

我实际上不太赞成大学和大学学者把咨政社会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如果是这样，这所大学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刚才我说了，中国的崛起需要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说实话你把那么多精力用在咨政上，我是有点恐慌的。特别对一些著名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把精力放在重大问题、基础理论的研究上，放在人才培养上。

广州面临着香港、深圳的挑战

现在回到广州金融论坛的主题上。这个主题包含两个意思：一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框架中广州的金融定位；二是，探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第一个是新问题，第二个是老问题。对这个老问题，很多人发表了很多见解。对第一个问题，广州市委市政府应有很好的研究。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的金融怎么定位？我确信，广州市委市政府是清楚的，我只能对其规划做一个评价。在金融方面，广州面临两个城市的挑战，一是深圳，二是香港，这两个城市金融的市场化力量、国际化影响都比广州强。当然，广州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经济体，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非常有影响力。广州在我的印象中，有两个鲜明特色：一是，现代制造业基地，这非常重要，千万别忽略掉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地位。现代制造业是国家铁骨钢筋的核心部分，血液固然重要，铁骨钢筋有时更重要，虽然其附加值现在不太高，但是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二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平台，虽然上海进口贸易博览会出现之后对广州进出口贸易有一定的影响，但整体上看并没有动摇广州作为国际贸易最重要平台这个地位。这两个特征会对金融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广州会有与自身特征相适应的金融业和金融机构。

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的金融定位，必须要思考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研究中国金融结构化变革的趋势，这要做很深入的思考。没有深入研究，就提不出来粤港澳大湾区大战略中三个城市中的定位和作用，提不出相互促进的战略协调和布局。

中国金融将会向什么方向变化

我比较多地思考中国金融的未来。中国金融将会向什么方向变化，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方向不明，信心不足，政策不清。现状是比较清楚的，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

我们也必须了解这40年来改革开放对中国金融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个影响的重要标志就是金融业以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在增长。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是相对低的，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也要低于实体经济的开放程度，但是金融资产规模比实体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在成长。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210亿人民币，到了今天，则超过了80万亿。从210亿到80万亿这是一个巨大增长。1978年，国家外汇储备是1.67亿美元，现在则稳定在3万亿美元之上。再看看M2，1978年M2大约六七百亿，现在是192万亿。1978年GDP规模约3600亿，现在是90万亿。对比这些数字是非常有意思的。1978年人均GDP大约360元人民币，2018年大约在64000元人民币，当然其间物价有较大变化，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仍然是巨大的。

1978年以及之后的很多年，中国的金融资产非常单一，现在则非常多样了，而且中国金融已经呈现出结构化变革的趋势。融资工具多元化以及多样化的金融业态在今天表现得非常丰富。过去融资工具极其单一，没有市场，没有金融投资者，没有投资的市场选择权。那时候，人均收入很低，能解决温饱就很不错的。

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出，金融在以更快的速度在成长。在更快速度成长过程中渐渐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快速增长和结构变化，意味着中国金融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推动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能从3600亿GDP到2018年的90万亿GDP，金融的贡献巨大。当然，推动中国经济成长摆在第一位原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这个，一切无从谈起。

从历史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未来还会朝着什么方向继续变化？是什么内在力量推动着它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对这些特别基础的问题要有深刻的研究。中国金融深刻变革的力量，首先是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实体经济呼唤中国金融体系要进行市场化、结构性变革，中国金融必须要满足社会、实体经济以及居民对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在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的国家，特别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水平客观上会推动金融进行市场化改革，如若不改革，金融将无法满足人们对金融的需求。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客观提出了“脱媒”的需求，传统金融机构满足不了人们多样化的需求。要求金融脱媒的力量是巨大的、基础性的，有些人否认脱媒的价值和脱媒的内在趋势。金融脱媒的理论解释来自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来自于人们的需求、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是一种供给，必须满足不断升级的多样化需求，金融必须进行市场化和结构性改革才能满足多样性的金融需求，这就是金融脱媒的内在力量。金融脱媒的理论解释还来源于金融压抑。在中国，金融脱媒的力量与金融压抑有密切关系，因为过度的金融压抑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市场化的金融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一些人看不到金融脱媒重大变革的力量。金融脱媒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是一种必然。为什么说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是金融脱媒的结果，是金融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原因就在这里。有一些学者，他们一直怀疑资本市场在中国能不能发展起来，我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有不同的看法。只要金融存在脱媒的趋势，就存在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眼前只是眼前，未来必定是未来，金融学家的任务是探索未来，不只是诠释眼前，如果只诠释眼前现实的合理性、必然性，理论就没有生命力。我们要善于把握未来，要着力分析从眼前到未来是怎么变化的，这是研究者一项很重要的责任。

中国金融重构的力量来自于科技

为什么我一直对发展资本市场充满着期待，就是因为它是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的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基础性力量，中国金融完成不了从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的转型。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到2050年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2035年实现现代化国家，2050年建设成现代化强国。所谓强国就是站在世界前列，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思考怎么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能有效地化解风险。经济不能只考虑增长，还必须考虑风险分散和有效的配置机制。经济的成长，不能仅靠货币扩张来完成。货币的过度扩张会埋下巨大风险。短期的货币扩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长期看就会有问题。金融体系中留下太多存量货币，未来就一定有巨大的贬值风险。所以必须推动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特别要重视科技进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科技进步对经济的深刻作用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它需要一种将高新科技能有效地转变成新产业业态的媒介。这个媒介就是市场化金融即现代金融。一个国家科技的力量能否有效地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其中现代金融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它能帮助这种新技术如何变成新产业。这种作用传统金融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它没有分散风险的功能，没有战略眼光，没有相应的机制。传统金融很现实，只看眼前，忽略未来。只有现代金融或新金融业态有这个理想，有相应分散风险的机制。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金融创新？特别关注创新后新的金融业态？是想试图让那些关注未来的金融业态慢慢成为这个国家金融的主流业态。当然新金融业态一开始会有一些从来见过的风险，以前只见过不良资产这种风险，不良资产风险会不断沉淀，在十年、二十年内，只要流动性没问题就没有大的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表现于流动性风险。而新金融业态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一种透明度风险，其风险结构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理解这种风险特点，试图用传统手段去干预它，就会迅速演变成现实风险。理解了这种风险，运用适当的监管准则去监管就可能把风险消化掉，因为新金融业态亦有一套与自身风险特点相适应的风险免疫机制。

但是，现在一些监管措施是没有看到这种新金融业态的风险免疫机制的，试图用传统金融的理念去观察它，所以经常会有突发“爆雷”情况。通过科技创新引导经济转型，现代金融的作用至关重要，这需要培育一个与科技创新相匹配的金融业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类型的资本金融业态，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本市场上有很多结构化的产品，试图形成一套结构化的风险配置机制。所以，我们要认真研究这些新金融业态。这本质上是金融脱媒的结果。

2010年之前，市场脱媒对金融变革的作用虽然存在，但一直受到严重的压抑。中国金融的自由化、市场化改革进程并不顺利，因为它受到了主流金融业态的压制，所以，在中国金融脱媒非常艰难。但正在这个时候，有一种新的力量横空出世，这就是科技的力量。科技对金融有一种重构力量，或重构的价值。科技对金融的重构价值并不是有很多人都明白，质疑的声音高于理解的声音。脱媒促进市场化变革有些人明白其中的缘由，但科技重构金融则较少人理解。不少业内专家把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看成是一种金融变态，认为它创造了一种新金融风险，甚至认为是未来金融危机的重要来源。我对此很不理解。在近期一个重要的内部会议上，大约半个月前，来了不少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他们中的有些人质疑科技对中国金融的进步作用，甚至认为新科技的应用使中国金融出现了巨大的风险和问题，他认为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荒谬。我当即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我说，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荒谬的发言，完全不懂中国金融发展的趋势，完全不了解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将会对中国金融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变化，完全不知道中国金融进步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实际上，中国金融进步的力量显然不来自于强大的商业银行，中国金融未来不在这些金融机构上，而在于科技重构中国传统金融以创造新的金融业态，中国金融重构的力量来自于科技，所以今天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科技金融是看不惯的，就像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没落的贵族看不惯新兴的资产阶级一样，相对于那些没落的贵族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本质上就是一种进步。当你用世俗的现今主流的眼光，去看待新兴的力量是无法理解的，但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未来。

为什么科技可以重构中国金融？是因为科技特别是以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之所以能够重构中国金融，能够大幅度提高中国金融的效率，推动中国金融的升级，是因为他们之间的DNA高度重合，继而更迭了金融业态。

中国金融的出路来自于市场脱媒和科技重构

信用、风险和定价是金融的核心元素。金融的基石是信用，所有的金融活动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的核心问题是风险。如何识别和评估风险，如何防范风险，如何处置风险是金融活动的底线。定价机制是金融的枢纽。金融必须找到一种机制对风险或资产进行合适的定价。在市场化的金融结构中，定价机制涉及到交易的公平。要解决这些问题，传统方法是困难的。传统方法对于信用的评估，对信用的认定是先验的、主观的，从理论逻辑上说，并不是科学的。

一个人年收入200万，就以为他信用好。一个家族有2亿资产，就认定信用好。一个人当了大官，也以为他信用好。一个人名气大，也以为他信用好。这些判断都是先验的。凭什么就一定认为这些人的信用就一定好？实际上，这些人中的有些人信用不那么好，逃债就有他们的影子。凭什么说中低收入阶层的人信用就不好？凭什么月收入8000元的人信用就一定不好？这种先验的认定方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传统的信用评估体系和方法有一些先验的成份。当然在它的方法体系中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它没有大数据平台，只能靠那些传统方法去判断。

当然，统计规律也说明，那些人作为一个群体信用会好一些，但不都必然有良好的信用。但是要解决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信用问题，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平台和云计算的能力很重要，它能迅速知道企业或个人、家庭的信用能力，信用最核心的不是外在条件，而是他的行为能力。行为能力是信用的载体，不能只看他说的好，还必须观察他是否做的好，做得好就是最好的信用。所以，用大数据和云计算之后的信息来确定经济主体的信用履约能力是科学的、准确的、真实的。

所以，科技改变了信用的外在定律，这就是科技重构的价值。蚂蚁金服贷款大概2万多亿人民币，每一笔贷款的速度非常快，用3分钟计算出申请贷款人的履约能力，大概在1秒钟到账，就是所谓的“310”规则，它的不良率低于传统银行不良率，不超过1%，传统银行大都在2%左右，这可能还是保守的估计。新支付业态比传统信用卡的履约能力强多了。无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支付所产生的不良是极低的。第三方支付和阿里小贷因为有很好的数据平台，建立了科学的信用甄别体系，所以，不仅大幅度提高了金融效率，服务了中低端客户，而且不良率也较低。这就是技术的力量。

现代金融必须解决风险的定价机制。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价格的形成机制。解决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信息透明度和是否对称是价格合理形成的前提，是市场是否有效的基础。信息透明而对称说明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有效性的制约条件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市场的有效性来源于信息对称性。、如果一个市场是不透明的市场，是黑箱操作的市场，指的就是信息的不透明和非对称性，这样的市场当然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信息的透明而对称，是指投资之间获取信息的机会是一样的，对交易双方是对称的、公平的，谁都没有优先获取信息的机会，这个市场就变得有效了，定价机制是公平的，市场效率是高的。信息问题解决了，欺诈也就解决了。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往往存在着欺诈行为，商家欺诈消费者。一套西服成本1000元，他可以卖2万元，实际上在信息透明而对称的环境下，可能就会降到2000元，因为他无法进行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商业欺诈。所以，现代金融解决了公平定价问题，这对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为什么资本市场强调信息披露和市场透明度，就是要解决定价的公平性问题。科技的力量显而易见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科技金融与风险识别。基于科技进步的现代金融对风险的识别能力比对传统金融识别能力强大得多，技术也要先进的多。如果金融的后台技术很先进，且有足够的数据库，辅之以建立风险模型，就大体能够事先知道风险的拐点。如果你能够知道风险或危机的拐点，这其实是金融危机理论的重大进步。

科技巨大的重构力对金融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结构发生了变化，功能大幅度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在这之前，传统金融由于理念上主要为大企业服务、为富人服务，较少为中低收入阶层服务，基本不为小微企业服务。虽然现在强调金融必须为中小微企业服务，实际上没有大数据平台，传统金融是服务不到这些小微企业的。

科技的渗透和重构，提升了金融的功能，扩大了服务的覆盖面，金融开始走向普惠性了。金融的普惠性是金融进步的重要标志，是金融深水区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设计、金融体系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让所有企业、所有居民，都应该获得与他风险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不应客观上让部分人、部分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金融就是歧视性金融。金融服务必须是要公平的。或许你的信用履约能力差一点，但是你可以付出一个与你信用相匹配的风险溢价，以获取相应的金融服务。金融普惠性的核心是“普”而不主要是“惠”。“普”是尽可能让主流金融的长尾客户获得金融服务，但成本上的“惠”是很难做到的。小微企业贷款成本肯定要高一点，但这个高并不是高利贷。中国金融改革绝不能向高利贷方向发展，高利贷是社会财富的严重腐蚀剂，金融秩序的破坏者。无论它打着什么旗号，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号，打着普惠性的旗号，从事的都是极其肮脏的勾当。我们不能容许这种变态的金融业的漫延。金融创新不是高利贷，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完全走上了邪路。

中国金融的出路，一是来自于市场脱媒的推动，二是来自于科技的重构。有的人对P2P提出了严厉的抨击。实际上P2P已经使互联网金融污名化。在金融的变革中，互联网金融还是很重要的。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带来最重要的变化是重构了支付体系，构建了一个便捷、高效、低成本、安全的新支付体系。互联网金融在融资功能上不能替代传统金融，只是传统金融融资功能的一种延伸。我们有很多所谓的P2P平台本身没有大数据支撑，也不了解P2P的普惠性和准公益性，所以误入歧途。广东东莞有个团贷网，规模有六七百亿，那个创始人我还见过，现在被抓了。据说，他这个团贷网私人飞机就买了两架，生活极其奢靡。如果从事的是P2P，如果又买了私人飞机，这个人基本上就可以抓了，因为这是一个微利行业，是一个平台，平台能挣多少钱？他以为P2P拿到的钱都是他的钱，他在做资金池的事了。这个行业养不起这种人。从事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只有微利，且有某种公益性，它是为那些商业银行甩掉的长尾客户服务，为从正规金融渠道拿不到贷款的客户服务，这些客户通过P2P平台得到资金，成本是比较高的，平台的盈利是相对低的，所以，从事P2P,又想发大财，进监狱是迟早的事。

中国不可能直接与美国货币政策挂钩

中国金融变革的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国际化。国际化对中国金融的牵引作用很重要。市场脱媒是中国金融变革的基础性力量。技术重构是中国金融变革的引爆者。国际化则是中国金融变革的牵引力。可以说，国际化牵引对中国金融的变革来说，重大而复杂。

在座的专家、教授都知道，中国金融国际化步伐是相对缓慢的。这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与俄罗斯、韩国、印度不同，它们早就实现了本币的可自由交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中国还没有做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似乎是走两步退一步，在不断地试错，资本项下自由流动还没有完全完成。实际上虽然IMF的SDR改革，人民币份额达到了10.92%，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远远没有到达这个比例，无论从交易、贸易结算、投资、储备，都远没有达到这个地位。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在国际化进程中必须思考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即在汇率的相对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理论上有“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各个国家在金融国际化改革中都面临这样的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流动、汇率稳定的选项。这三个要素都要实现是不太可能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如要汇率相对稳定，又要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那资本自由流动就要放弃，或者其它的另外几种组合，在这“不可能三角”中，只能选择两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肯定是既定的前提，第一选项，不像香港那样，香港是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美联储昨天晚上降息了，下调0.25百分点，香港马上也下调了0.25个百分点基准利率，直接与美元挂钩，港币的汇率基本稳定，资本是自由流动的。中国（大陆）不可能直接与美国货币政策挂钩，它要保持独立性。中国的货币政策除了要考虑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变化外，还必须考虑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要统筹考虑国内外综合因素。中国的金融开放，目前更多地考虑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这是相对独特的，但是，资本自由流动是没有完全实现的。正是因为资本项下没有完全开放，所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从6.2到6.9，都属正常波动范围。如果实现了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能不能保持相对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目前的开放是不完全开放，在不完全开放的体制下有一些管道式开放，比如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等等，这些都是管道式的资本自由流动，而不是全面的自由流动。这种流动是有约束的，流量也非常小，小到对整个金融体系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未来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就是目前这种状况吗？还是未来我们要做彻底的改革让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我们面临重大的抉择。如果我们是完全开放的模式，那么中国这条巨大的内湖就和外面的汪洋大海连通在一起，就变成了汪洋大海的重要组成部分，变成的太平洋的组成部分。但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人民币汇率发生大波动怎么办？中国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大国，金融的开放是必然的，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也是必然的，人民币理应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仅仅SDR中份额的提升是不够的，那只有象征意义，没有实际的市场意义，人民币市场比重提升的前提是人民币是可自由交易的。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是必须要完成的，只有这样，人民币才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对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可以给全球投资者多一种货币选择，多一种人民币计价资产的选择，可以丰富全球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将全球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用，当然完全开放后，金融的风险会加大，对资本稳定和汇率稳定会带来很大挑战。这里涉及到人民币的长期信用问题。我们如何在政策层面处理好人民币的长期信用与短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让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有充分的信心，对政策而言很重要，这是国家重要的金融战略。经济增长与人民币长期信用之间要保持平衡，M2是不是仍然要以8.5%的速度增加，以及人民币发行的锚在哪里，都要作深入研究。

锚定很重要，过去是黄金，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人民币以什么标准来发行？国际化货币是要有信用的，你的信用抵押物是什么？你说经济有竞争力，竞争力表现在哪里？所以，要进一步推动改革，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要推动科技进步。而这些都源于思想解放和思想创新。思想解放可以冲破各种束缚，让这个国家充满朝气和竞争力。

我把金融的开放与竞争力的提升之间的关系讲了一通，实际上想说，开放后人民币的锚在哪里?人民币的长期信用是基石，没有这个稳固的基石，是会出大问题的，光喊口号是喊不出来的。人民币的锚在于经济的竞争力，社会的稳定，法制的力量，科技的进步。中美贸易战正在变成科技战、金融战，高科技对锚的作用很重要，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很长时期靠的是劳动力、人口红利、资源耗竭，那不是锚，经济要靠科技引领，靠华为这样的企业，中国如果在各个领域都有华为这样的企业，人民币的锚就有了，人民币长期信用的基础就坚实了。所以，我们不能总是喊口号。中国的强盛是有一套逻辑的，不这么走就走不下去。除非我们关起门，不与世界交流，自己干自己的，那是另外一种战略。

习总书记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改革开放是小平同志确定的基本国策，十八大、十九大只会继续坚持。我们相信，未来会比今天做的更好，开放会越来越大。

学者要把道理讲清楚，才会知道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做，不做就难以前行。事物的逻辑要遵守，学问的基石在逻辑。一定要做有逻辑的学问，这是最好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和理论才会有生命力、说服力，胸中才会信心满满。如果什么都是吆喝，不知道背后的逻辑，或背后根本就没有逻辑，那怎么能有信心？信心来自于逻辑的力量，这就是理论研究的价值。

我今天就讲一下大的概念，因为在座的多数都是大学的教师或教授，所以讲这些道理比讲广州金融应该怎么做更有价值。广州金融应该怎么做好，广州市委市政府比我清楚得多。谢谢大家！